国家安全视域下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守”与“为”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经济安全是基础,政治安全是根本,而政治安全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安全。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及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多元价值观、各种理论对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不可小觑。国内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以及信仰教育的弱化,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做到“守”与“为”的统一“守”得坚定彻底才能增强定力、不忘初心,“为”得切实有效才能指导实践、引领未来,最终以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国家政治安全。
  关键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守;作为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1-0024-06HT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中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硬实力”的跃升令人瞩目。但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不平衡,不但制约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下,“软实力”的弱化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的工作。前者关乎国家的物质基础、经济水平,是“硬实力”的根基;后者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价值追求,是“软实力”的核心。通常说加强“软实力”建设就是加强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民众信仰和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从本质上讲这正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意识形态建设既“守”更“为”。
  一、国家安全视域下意识形态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基本结构中的重构成素,在阶级社会中作为具有极强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哲学范畴,它蕴含着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党)的政治信仰、价值观、治国理念等,并外显为系列的理论学说和具体化的策略政策。只对立的利益(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纷争存在,基于根本利益差异之上的信仰和价值观定然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诋毁成了一些国家威胁和颠覆中国的惯用手段,其实质是用意识形态纷争掩盖利益纷争的本质。而且这一手段的威力在开放的环境下绝不可低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指出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安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陈云也曾经告诫过党员干部,“经济工作搞不好,翻船;意识形态搞不好也翻船。”2但是由封闭到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并日益融入全球化的现实,决定着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既紧迫又艰巨。
  1.开放的环境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影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不仅是资本、技术、市场、产品的流通交换,更有多元文化、不同信仰、多种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人们思想观念日益活跃,各种理论观点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打着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理论探讨等旗号的西方价值观的宣扬,掩盖着颠覆中国的政治意图,并且与开放相伴的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不但会持续而且会强化。
  2.把中国作为对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成為一些发达国家的“眼中钉”亦是必然,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这些国家的最终目的,但是打压中国的手段和方式常常是以意识形态的分歧为幌子和遮掩,即把各种利益之争集中诉诸意识形态的对立,以无硝烟的战争打赢中国成为他们的长期战略,而且不断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志在必得的信心。
  3.自由的网络表达带来舆论生成的复杂化。“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这一论断足以说明虚拟的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的冲击。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加之信息技术手段支撑下的个人网络表达的便捷和自由,造就了一个个自媒体时代的“主持人”“记者”“编辑部”,网络日益成为热点信息的独立源头和舆论生成的重平台,个体意识的膨胀与分化达到了空前程度。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真假交织等诸如此类信息的大肆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声音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互联网成为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最大变量。
  4.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利益诉求和利益所得差别不大,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资源配置的日益市场化和自由竞争的加剧,由利益获得和共享水平不同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经成为现实,与社会阶层分化并行的贫富差距不但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前所未有,也会导致对改革方向和一些改革政策措施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5.信仰信念教育和价值观培育的弱化。党员干部是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加入党组织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求。但是在市场经济、拜金主义信仰的冲击和苏东剧变引发的信仰焦虑中,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弱化甚至丧失是不争的事实,在腐败分子身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不但动摇、放弃了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而且成为党内的蛀虫。同时在“文革”结束后,过去建立在个人崇拜之上的错误极端的民众信仰被否定后,信仰危机的空间没有得到及时填充和建设,人们的评价标准缺乏引领和辨识,无所适从中满足己需成为一些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弱化为社会提供精神能源不足,使得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的认同基础不够坚实。
  二、国家安全视域下意识形态建设中“守”的本质
  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现实状况的观念反映,不同的政治组织基于维护的利益主体不同,即使面对相同的社会存在,其观念反映不但有程度之分,更有方向、标准之别,方向、标准之别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意识形态的分歧以至于对立,归根结底是基于不同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之上对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选择的区别,以及因此而确立的政治组织的宗旨和发展目标的不同。执政的目的就是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自己选择的价值和设定的目标,因此政权更替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更替。毛泽东曾经鲜明地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在阶级社会中政治信仰和价值选择不可能绝对摒弃阶级属性而超越阶级社会的现实,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阶级社会至今的演进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展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环境下通过意识形态反作用力对一些国家执政党地位和国家安全渗透影响的颠覆之举已经见到“成效”,而反渗透、反颠覆的重之举就是增强定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里的“巩固”就是坚守。作为执政党能否坚守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信仰,能否凝聚民众认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不仅关系执政地位,更事关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中国未来的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和一些大国的本质分歧在于社会制度和所走的道路不同,因此被区分成“两个阵营”,而这也正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但是任何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自1840年以来无数先驱在探索中国独立和发展之路上前赴后继,只有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国家独立、发展、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直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力干扰项。无论是国内的分裂势力还是国际上的敌对势力,目的都是阻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把中國“西化”变成社会制度与之相同的国家,这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尖锐对立、不可妥协的根本分歧。习近平不断告诫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不是任何个人和组织的主观随意选择,而是在实践探索总结中被验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能够使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民族振兴之路。并且历史和现实都已充分证明,不从国情出发的照搬照抄和否定自我的盲从西化,都是阻碍国家发展前进和引起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所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然是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首坚守,也成为意识形态的鲜明标识。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党和人民的同心同向,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守。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成果的引领下前行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和政治信仰,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共产党人的“真经”。建党95年来这个政治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这个理论指导从来没有放弃。虽然当今的时代变化和我国的发展现状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设想,但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国家民族独立富强为己任,将党性和人民性高度融合,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的期盼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收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如今,中国共产党设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一步步如期实现,正以实践成果验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所以,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坚守。任何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不仅蕴含在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中,而且必然具体化为治国理政的策略政策和具体制度,对基于规范作用发挥的制度认同是获得政治认同的重来源之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国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不但构建起治国理政的制度框架,而且其稳定和高效运行保障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有序推进并不断取得成效。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治理更有水平。现实中有些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调不敢明朗、公开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常常以政治、经济等具体制度不完善、效率低为靶向,发出“杂音”和“噪音”,以掩饰和模糊“改旗”和“改制”的居心,必须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我们必须坚守。
  4.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坚守。“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对客观世界认识、改造、为我所用的结果,更是文化传承与融合的体现。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类型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展现的是民族的差异性。文化与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但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叉、关联成为必然,因为信仰和核心价值观培育是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殊途同归的共同目的指向,这就使得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难以清晰划界。而且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过程中,人们的评价选择标准不可能超然于利益、信仰、价值观之上,所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色”包含自然国情的特色、更包含历史文化特色,如“修齐治平”的核心理念、“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等对于维护稳定、规制行为、教化民众都产生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价值。中国五千多年文化发展中孕育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但是我们应该传承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基因,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思想源流和架构内容。缺乏文化自信,放弃文化坚守,必然失去中华民族凝心聚力之“心理根基”,前行之路也将魂无定所,行无依归。
  与此同时,对宣扬意识形态影响力、动员力和社会统摄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消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之间某些价值标准上出现的一致绝不等同于核心价值利益的一致。所谓普世价值本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价值输出、自由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粉饰利益对立蓄意设下的“陷阱”。前苏共正是放弃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信仰,全盘接受西方价值推送导致国家解体,血的教训必须时刻谨记。
三、国家安全视域下意识形态建设中“为”的路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其相对独立性使得二者之间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此时现实和观念之间的“空档期”,就是意识形态建设中必须有所作为的着力点,否则就会出现理论脱离现实的“真空”。毋庸讳言,今天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与一段时期来意识形态建设“为”的力度不够、“为”的内容不实、“为”的效果不理想有直接关联。意识形态建设只“守”不“为”会失去指导、引领现实的生命力,只“为”不“守”会迷失方向、不知所归,“守”与“为”是坚持中的发展,继承中的创新。
  1.意识形态建设在信仰培育和价值观认同这一核心问题上持续作为。与抓经济等工作相比,有些人觉得意识形态工作是务虚的,没有抓手,难以见效,甚至错误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薄弱一些,不会有严重后果。其实国家的发展离不了发动机,更需方向盘,如果说“改革”是推进中国发展的“发动机”,那么意识形态建设则重在把握中国的发展航向。意识形态建设不是简单的观点阐发、理论宣讲(这恰是很多人的认知),对于政治组织来讲,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信仰选择、信念坚定及基于此形成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选择不同决定着方向和道路的不同,所谓不同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正在于此。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在其信仰和价值观导引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发展道路、制度设计、法律制定、道德教育、艺术创作等方面做出的方向选择,这种选择是价值共识的凝练,并与未来发展目标相连接。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和目的就是把这一共识性的信仰和价值选择内化为党员秉持的信念,并得到民众的认同,国家民族“凝魂聚力”“强基固本”的基点正在于此,而這一看不见的隐性力量就是“软实力”。从当下看,我国这一“软实力”还不够强,开放程度有限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会出现大问题,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球一体化速度的加快、网络时代的到来、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等多因素的影响,不知道信什么和什么都不信导致的信仰迷惘和空白,极容易受到多元信仰、价值观、理论的影响和渗透,这是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映射出当下意识形态建设的薄弱之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信仰是政治组织及其成员的自愿选择和组织求,凸显组织的纯洁性、先进性,但是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党员和民众的主体区分并不明晰么用先进性代替普遍性,以政治组织的政治信仰、价值观(政治认同)拔高民众的信仰、价值观;么淡化、忽视信仰、价值观培育,使得党员的政治认同和民众的国家认同基础都不够坚实,难以实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这一信仰和价值观建设所达到的目标。意识形态建设就是通过持之以恒地影响与塑造社会成员价值观,进而影响社会成员对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生活的认知和态度,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系所主导的价值规范相接近、相趋同。
  2.意识形态建设在增强“解释力”和提供“解决力”上有所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任何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运作都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在阐述核心理念和观点时始终折射出理论抽象。但是人们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命与实践的真实情境,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与生活世界相互融通,通过关注人的现实生活才可能收获民众对“理论真理”的切实认知与认同,所以意识形态既解释现实,更指导改造现实引领未来。如果意识形态建设成为一种纯形而上的理论口号、概念、推演,就必然退变成一种缺乏对话的“个体独白”式说教,缺失对现实和人的主体关切。所以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坐而论道,而是展示出解读现实、解读生活的鲜活魅力和强大能力,拉近“思想理论”与“现实感受”的心理距离。不论是弘扬提倡还是质疑谴责,总之现实生活中事关大局的是非曲直,都彰显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解决力”。解释力就是“证实”——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解释现实、维护现实提供理论支撑。比如只有讲清楚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才能充分论证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解决力就是“证伪”——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进行自我批判,主动揭示现实的不合理性来推进改革改变现实。对于公众集中聚焦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尤其是改革中面对的沉疴痼疾和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矛盾,勇于自我解剖其成因、危害,并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提供思路与对策。任何逃避现实或者避实就虚在理论上做不到直面与彻底,既讲不清楚又讲不透彻,就难以让人心服;任何理论提供不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不能成为行动的先导,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不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意识形态层面都必须及时跟进、拨开迷雾,一旦出现“空档”,必然会带来民众认识上的模糊、迷惘,还会成为对手的“靶向”遭到攻击,极易引发群体舆论事件。
  3.意识形态建设在整合阶层利益差别上有所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不同发生着变化,但是作为两个先锋队代表的执政党,今天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之数量无疑超过了之前的任何历史阶段,其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也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固然当下社会成员的分化不是对立阶级的分化,但是阶层分化的层级日渐细化且有固化的趋势,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分配不平衡、利益追求分歧的程度也超过了既往的任何时期。而利益是社会一切活动的现实动因,任何价值观本质都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人们进行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重衡量标准以及人们价值追求的内在动力都是基于自身利益。意识形态建设如果不能在整合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和打造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利益群体上有所作为,那么阶层利益分化和固化的加剧,定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变数。在意识形态层面既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让人们对缩小贫富差距看到期望;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能提供认可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利益评价和利益分配机制;对于城乡、区域、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除了受制于客观条件,还能切身感受到改革成果的共享权、获得感;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利益差距、分配不公等问题,畅通便捷的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意愿,对于平息情绪、弥合分歧、形成共识性的认识评价基础至关重,这也是人们对治国理政绩效评价的物化指标。

 4.意识形态建设在拥有和主导“话语权”上有所为。有人说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直接关系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互联网时代舆论生成的环境和途径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人人都是麦克风”成为网络时代大众话语权勃兴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体现在话语建构的大众化路径,另一方面体现在话语传播的多元化方式。在网络平台上正确与错误、先进和落后、主流与支流等思想观念并存交织、错综复杂,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抢的地方,比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等意识形态的渗透变得更为直接、影响力更大。尤其是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中甚嚣尘上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历史虚无主义,采取把个别问题扩大化、单一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将所有问题都说成源于“制度弊端”的舆论操纵逻辑,对主流意識形态进行冲击和歪曲,其目的昭然若揭。而我们在应对这一舆论新平台的及时性和主导性上远远不够,见事迟、反应慢,失声、失手、失控现象时有发生,意识形态主导、引领、整合舆论的能力不够强。虽然互联网的开放度、自由度高于传统媒体,但是对于上述打着“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幌子,以颠覆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的,攻击、抹黑、歪曲和否定历史的踩红线、破底线行为,必须站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发声亮剑,动真格、零容忍加以肃清。
  LL
  话语权的争夺和斗争不是概念和词语的争夺,而是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争夺,一旦丧失“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在舆论纷争中社会个体就会出现价值取向和评判上的迷惘与矛盾,极易引发思想混乱、民心涣散,核心价值观认同危机就会出现,进而成为颠覆国家安全的突破口。意识形态建设“话语权”上的作为首先体现在敢于、善于在新媒体上与不同发声辩论,不但固守原有的舆论阵地不丢失,还扩大、拓展舆论阵地。同时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增强话语的群众性、现实性、实践性,以权威的“话语权”和易于理解接受的“话语体系”引导舆论方向,占领舆论高地,确保中国发展的思想航向不偏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62.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7.
  5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6冯刚.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7林仕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主体性维度J.理论导刊,2016,(11).
  8伍志燕.刍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及危害J.理论导刊,2016,(11).